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各地方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的特色经济，提供满足人民需要的公共产品，增强地方经济活力。

适当采用的诉讼就是停止作为之诉，它作为给付之诉的亚类，优于确认之诉。申请人必须向法院证明，不禁止某项行为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如此一来，不仅使得复议申请人在横向平级复议机关的选择权上受到限制，在纵向的不同级别的复议机关的选择权上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复议申请人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制约。从国务院通知规定和实践运行中来看，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并没有否定原行政复议机关的复议权，只是设定了相对集中行政复议机制，将大部分行政复议案件的受理权和审议权集中到行政复议委员会手中而已，最终的复议决定也并非以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名义作出，这就表明了行政复议委员会并非一个复议机关，而只是设立在地方一级政府之中的负责具体案件审理的复议机构而已，就如同韩国一样，原则上以做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为复议机关，在复议机关之下设置行政审判委员会{11}。然而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改革毕竟在我国仍处于试行阶段，理论基础和体制设计方面的诸多缺陷直接导致其在试行实践中面临着对设置该机构合法性的质疑、对复议申请人自主选择权的限制等诸多困境。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如河南省、黑龙江省黑河市、贵州省福泉市。

因此作为我国行政复议改革的先行者，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定位必然是一个具有足够独立性和权威性的行政复议机构，否则其最终只能沦落为松散的协调机构或一个行政复议咨询机构。[2]第一种情况是由市（县）政府相对集中全市（县）的行政复议权，公安、交通、农林等行政复议机关不再行使行政复议权。52、53参见黄昭元：《无指纹则无身份？》，载《民主•人权•正义》（苏俊雄教授七秩序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5 年版，第 497-498 页，第 499-500 页。

57（二）域外宪法文本中的佐证有法国学者认为欧盟数据保护法的根源是人们内心深处那种控制个人数据的渴望，以避免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人格尊严与宪法未列举的基本权利之间，一方面人格尊严可视为为人民保留自己权利提供了价值基础，另一方面人格尊严又可视为是全部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出发点与归属点。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同时，另一项概括性权利为平等权。

深刻的偏面与肤浅的全面，你要选择哪一种？或者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基于自己的知识范围与研究能力，在自己可以控制的前提下，围绕命题进行自圆其说式的论证。47李广宇：《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理念、方法与案例》，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1 页。

为无限制的使用而建立一般性、统一的个人识别码属于违宪。21参见翁岳生：《资讯立法之研究》，台北三民书局 1987 年版，第 39 页。此信息库的存在对于任何执政者言，都是难以抗拒的滥用权力的诱惑。该宪章第 7 条规定了私生活及家庭生活受尊重权，第 8 条明确宣示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权，这二条内容被置于宪章的自由篇内容中。

2008 年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25 条规定，公民有权向行政机关申请提供与其自身相关的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政府所掌握的信息，并且在有证据证明其信息记录不准确情形下，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予以更正。国民对于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权利，以违反公共福祉为限，于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须受最大之尊重。53上述国家中，虽然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宪法制度，法律术语上习惯用词各不相同，但是，无论是英国式数据保护还是法国的个人资料保护，无论是菲律宾式隐私权保护还是匈牙利的个人资料保护权，所涉及的保护问题大致上都是共通的，即都可视为与信息自决权相关。我国现行宪法基本权利条款集中列举于第 2 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涉及权利条款为第 33 条至第 50 条，其中宪法第 38 条可视为与信息自决权最直接相关的既有权利条款。

姚岳绒，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另外，我国台湾地区在信息自决权的确立与保护方面也有若干实践。

因此，我国现行宪法第 38 条的人格尊严条款有足够的空间来解释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而存在。当《个人资料保护法》出版时，澳门立法会将其纳入《规范基本权利的法律汇编》，题目为《个人资料保护法》。

规则是对某事物提出明确要求的规范，而原则是最优化命令，需要运用独特的权衡方式。23信息自决权的全部核心在于信息主体对其自身信息有选择权与决定权，涉及的是人的价值与人的尊严。38（二）我国宪法中的概括性权利条款：人权条款2004 年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现行宪法第 33 条第 3 款内容，成为当年宪法修改时继财产权入宪外的最大亮点。47但由于我国的宪法解释机制未能有效的实施，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对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进行扩充性解释与保护，如果依赖于当前我国习惯使用的宪法修改方式来创设一项新型基本权利，成本代价显然太高，而且也不算是一种好的策略。王秀哲：《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由此，宪法第 66 条的人身自由为法国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宪法原则。

28美国宪法第 9 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对于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48参见徐亮：《论隐私权》，武汉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9 页。

34佐藤幸治教授在其 1970 年隐私权代表论文中，提出隐私权就是控制自己相关信息的权利，受日本宪法第 13 条的保护。由信息主体自由地决定其个人信息何时、何地、何种方式被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

如有学者总结：隐私权的概念，从沃伦和布兰代斯式消极的不受干扰的权利逐渐演进至当前具有积极性的资讯隐私权，即免予资料不当公开之自由或对自己资料之收集、输入、编辑、流通、使用，有完全决定及控制之权利。就德国言，其基本法第 1 条与第 2 条为德国宪法的概括性条款。

Gri swol d 案中，戈德伯格大法官发表协同意见，强调宪法第 9 修正案的重要性，认为一直以来，宪法第 9 修正案是美国所宣示要捍卫的宪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并认为用第 9 修正案去论证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概念并不限于明示权利，而且包含诸如隐私权这样的未列举权利。同时，通过域外宪政实践与宪法文本足以佐证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而存在，其理应也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因为，他们认为，个人隐私只能是一种法律以外的东西，或者最多它只不过是一种附属的价值。又如第 3 修正案禁止士兵在和平时期未经房主同意驻扎在其住宅，这包含了隐私权的内容。

18上述诸多围绕现行宪法第 38 条的研讨，若就条款本身的解读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如果从该条款对于其他基本权利所可能起到的价值与作用言，则条款本身是否为一项基本权利还是一项宪法原则不会成为问题的关键。40、43韩大元：《宪法文本中人权条款的规范分析》，《法学家》2004 年第 4 期。

那么若欲证明其也包含于宪法文本内，首先必须从宪法既有权利条款或概括性条款中找到合理的逻辑内容。公民必须基于自决的想法得出个人权限，即基本上由个人自己决定，何时和于何种界限内公开个人生活的事实。

如果认定其为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一项基本原则，视其为具有德国基本法第 1 条的人的尊严那样的宪法价值，那么此条款具有概括性条款的功能。9周刚志：《中国宪法学如何超越明希豪森困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4 期。

但是，无论哪一种论证方法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正确与科学。14类似的观点还有，从逻辑上看，《宪法》第 38 条实质上是一个概括性条款与具体列举相混合的基本权利规范。摘要: 信息自决权的精髓在于信息主体对自身信息的控制与选择，即自我决定的权利，由公民基于其内心、自由地决定其自身信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的权利。二是人民权利的概括式保留。

在法国，美国式的隐私权与德国式的信息自决权被称为个人资料保护权，经由宪法委员会的解释，以宪法第 66 条为依据发展出个人资料保护权。综上所述，信息自决权能在我国宪法中证成的形式要件主要是宪法第 38 条与第 33条，并且，这两条宪法条文在信息自决权的证成中缺一不可。

最高法院判决的陈述理由有二个：一个理由是侵害立法权，违反权力分立原则，另一理由则是认为该计划侵害到人民的隐私权。三是基本权利的逐项列举。

此权利条款为现行宪法制定时的新增加内容，为以往三部宪法都不具备的权利内容。1949 年至 1975 年，110 部宪法中有 90 部规定，比例达 8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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